芬兰的文化比较注重创新，如果说创新的关键是合作的话，那么国家支持就是创新的平台。我们的国家科技项目已经成立20多年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企业和大学都在此通力合作，芬兰学院中已有40个项目。另外，我们已经有了六个国际性的项目，我们比以行业为主导，这点跟新加坡的做法相似。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国际合作。我们芬兰是一个效果，因此找到世界上最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这对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项目与欧盟的项目有紧密合作，同时我们也和世界上其他的重要创新伙伴，比如中国，都有合作关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创新的领头羊。我星期五在北京开会，我们超过100个研究项目上都与中国有合作，这些项目是遍布各个行业的，其中包括科技，材料和能源行业。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和芬兰在创新研究上有如此紧密的合作。

 

我们看到世界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我们没有经历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全球化也已经开始了，目前创新的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也是一个尖的世界，你可以看到在地图上面，实际上列出了研发最为频繁密集的地区。我们前面讲世界是平的，是因为研发活动遍布到全球，创新的关键，也就是人才，知识，创意和资金，都是无国界地流通在世界各地的。然而我们说世界时尖的，是因为创新是集中在世界的各个地点的。我们不能说整个中国的创新都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是集中在上海这类城市的。当然我们知道上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一个研发中心之一，那么你可以看到在上面有多个尖的地方，这就是世界上研发最活跃的地方，包括美国硅谷等，世界上最活跃的地方的部分地区正在推动全世界研发的进展，在尖头上面芬兰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自己认为我们并不需要制定全国性的创新政策，因为创新是集中在几个城市的。而芬兰是新的创新政策使得芬兰在某些领域也有一定优势。我们也与其他创新的地区展开合作，比如上海，新加坡还有其他地区。我们开展了创新的政策，也意识到我们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创新的世界变化非常迅速。而且金融危机更是加大了转变的速度。因此政府两年前也意识到我们必须开展全国性的创新项目，这个计划在一年前完成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的GDP年增长率是4%，这是金融危机前的数字。虽然这个增长率不及中国的一半，但是也是欧盟增长最快的了。4%的年增长率有一半是来自于知识经济，占到总GDP增长的一半，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些可行性的，可见的实体投资。对于芬兰来说，经济要增长的话一定要建立在生产力上面，欧洲在人力成本上是毫无优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知识经济、关注创新。我们看到这个研究只是占到一半，也就是说生产率增长要靠研发，但是研发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一些非技术领域，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创新并不只是做研究就可以了，创新要把这些研发的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这两个领域加强力度，不仅仅是投资的力度，在非技术的领域也要把这个力度加上去。

 

这个图片就显示了创新和其他几个驱动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图片的精神也是在政策内部得到反映，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这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主体，在这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来推动我们国家的创新，第一个就是需求，第二个就是用户。我们来看一下需求，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做创新的动力就是面对竞争，我们的公司看到了世界的需求，所以他们开始了创新。同时由于国家有政策，我们有着非常充分的竞争。芬兰也是欧盟的一员，这是需求这一块，那么用户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认为用户对于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用户？用户指的是一个消费者，或者是公司的客户，它可以是一个消费者，也可以是某个公司的客户，我们要尽可能去了解这个用户的想法，知道它心里面到底想什么，这对我们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三个主要的驱动力量，一个是技术，二是需求，三是用户。在这三个平衡的基础上我们的创新才能越做越好。

 

我们把自己的创新策略政策叫做是一种变化的政策，我们知道世界现在已经没有边界了，世界变平了，在这个变平的世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参与方，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来做创新，这篇文章我想引用的是2009年3月在哈佛商业评论所发表的文章，文章标题就是找到并利用世界上创新的热点，在文章里列出了4种创新的模式，一个是中国，一个美国，还有一个是新加坡，最后一个就是芬兰，文章的主旨就是对于创新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所以各国需要根据不同国情采取的具体政策。然而对这四类模式的比较是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美国有着可能世界上最好的创新环境，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有最好的科研机构、有最好的商业环境，至今为止在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地方，中国不仅驱动着亚洲的发展，还驱动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中国政府也是非常好的支持，它和世界的联系非常强烈，工业基础非常的好，因此中国在创新这一块的角色我们认为会变得越来越强，而政府是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们不断把这个创新推向前进。我们看一下新加坡，前面林先生已经把讲的非常清楚了，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它吸引了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才、不同国家的人才、不同公司的人才来到新加坡做研发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这点林博士在刚才的演讲中也提到了。再来看一下芬兰，芬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跟其他三种成功的模式又有什么不同，我们想说是非常好的公司合营的文化和思路，这种是相当独特的，其中包括了国内和跨国的公司、大学，还有业界等，我们认为创新是一个合作的工作，我们要把技术和非技术的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这是芬兰采用了这种思路的原因，这个芬兰的模式和其他三种是有所不同的。

 

这边没有统一的方法，所以每个国家必须找到自己的创新模式和道路。

 

最后，我想讲一讲在经济危机中怎样创新，怎样执行创新的政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问题，芬兰政府实际上已经出台了一定的刺激政策用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投资。在过去两年当中，创新投入还是以年度10%的投入增长。因此尽管我们遇到一些经济寒冬，但是芬兰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中断过。第二就是需求和用户导向，除了有技术以外，还要有需求和用户，我们要了解到客户的需求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然后根据这些变化，我们随时根据市场的动向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我们知道不一定非要在技术上面来做创新，我们在非技术方面同样可以来做创新，最后我们还要知道长期的发展是怎样的，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要设立一些国立的项目和研究所，这是为今后来做打算的，比如环境保护、节省能源，我们把这个称做是一种跳板，这些项目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

 

最后，我还想引用一个数据，我不想国家和国家之间比来比去，我必须引用一个数字。英国有一个杂志叫做经济学家，这本杂志是否会犯错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杂志上做的一个研究，这是今年4月份出的一个数字，就是把不同国家的创新做了一个比较，我们看到芬兰是世界上第三大创新国家，芬兰到了第三位，在今后的4年当中，芬兰创新的势头还是在不断的增长，当然我们希望这本杂志的判断是准确的，谢谢！

 

对话：周家伦：我向Petri Peltonen先生请教，芬兰的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们知道芬兰很长一段时间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里面有创新的内涵跟它联系在一起吗？

 

Petri Peltonen：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想教育和创新应该说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我觉得创新首先是来自于那些研发机构，所以在芬兰也有很强的举措，我们是非常强调研发也非常强调高等教育的，所以我们两者并重。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很强的一个创新政策，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教育方面的政策并行的话，也就是无本之木了。我想初级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受到了国际上越来越高的关注度，OEC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高等教育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各个大学的发展都在争夺全球的人才，不光是在中国还是其他的地方都是如此，我们现在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学的改革策略，所有的大学大概是20所大学，我们接下来的改革要减少这些大学的数目，进一步进行一些兼并，这样的话他们会有更好的资源整合，而且接下来会让这些大学越来越脱离政府的归管，这样他们有更多的独立性，我们觉得独立对于大学来说能够更好的去迎接世界的挑战，因此我觉得创新和教育确实是两者并重的。

 

提问：谢谢有这个机会来提问，我想问Petri Peltonen先生，据我所知芬兰的人口是500多万，我所在的城市常住人口也有500多万，芬兰历史上是以砍伐业，林业作为发展的，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我想问你们走在我们前面，创新的动力是怎么来的，如何从传统的以砍伐业为主的国家，到现在出现诺基亚大企业的创新国家，这个动力来自于何处，能力的培养是怎么进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芬兰政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们是政府和企业建立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也有一个主导方和非主导方的，3个问题有请Petri PeltoneN先生解释一下。谢谢！

 

Petri Peltonen：谢谢您问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把芬兰和中国相比是不公平的，芬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跟新加坡差不多，而中国是一个全球的大国，不管是从经济也好，还是从人口来说也好，都是大国，所以在我的演讲里面，我并不是在说我们这个国家可以与谁媲美，我们是互相学习的，我们来看中国的一些数据，那些数据的比较是很难说明这个事实的，因为国家不同，人口总量不同，我们总是拿上海和芬兰来比的话，上海应该是由创新来驱动的，在这方面是可以和芬兰相比的。所以在中国有很多，乃至亚洲都有很多的增长点，而且中国或者说上海在研发上都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一些特别主要的地区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我们说到林业、农业、砍伐业等，芬兰的技术和创新的政策在这些行业里面确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又认为这也是受到政府的一个政策驱动，因为经济的影响，政府认为有必要那么做，所以整个国家就这么做了，比如造纸业或者木材业，我们现在也希望采伐业有所变革，从传统的造纸业转向一些智能纸的生产，又比如智能纸的生产转向电子的生产，基于竞争的压力，我们也不得不鼓励我们的企业进行创新，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这样可以改变他们产业的流程，总的来说，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可以很好地刺激我们的企业行业进行改进。

 

你最后一个问题说到政府的作用，我们芬兰是公司合营合作的模式，我想政府的角色并不是告诉企业你们应该怎么做，而是刺激、鼓励这些行业自己改革，政府提供刺激，或者说政府刺激研发是非常重要的，要刺激企业自己拿出积极能动性进行研发，所以不光是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这个对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提问：林主席你好，我来自于中国科协信息技术研究所，根据您的演讲，新加坡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请问政府在推动这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及知识产权的转移，以及在知识产权转移上面政府有没有什么体制或者机制上的创新？

 

林泉宝：新加坡的情况，我的芬兰同事也提到过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新加坡的成长历史不长，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造一个大的全球市场，我们最开始只不过是不到1000的人均GDP，现在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数值。我们看到有些大学已经在庆祝800年的历史，这是剑桥的历史，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的历史非常短，我们的大学只有44年的时间，我的希望是能够延续100多年，我们真正的做法就是要开放我们的系统，使得新加坡作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也就是吸引创新企业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大的跨国公司、当地公司，还是小的公司，我们希望能够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备受人才青睐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美国的人才还是南非还是哪里，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我们新加坡快速地发展。如果我们想要快速发展，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新加坡作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新加坡怎样才能够保有自己的差异优势呢，新加坡的差异竞争力在哪里呢？我们知道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看亚洲的话，我们看一下美国还有其他的中心，最重要差异化的特点对于新加坡来说，就是如果你需要在新加坡做研发，和其他亚洲地方不同的是新加坡会是唯一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地方，它的国际化还体现在语言上，它的语言有英语，其他的地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具备新加坡这样的优势。比如日本也有他的优势，但是日本的系统在研发方面也希望把他们的研发进行全球化，现在他们也确实有世界级的研发，但他们为了要有持续性的发展，他们也要国际化。我们知道在日本做研发是非常困难的，你可以看见国际化的面孔，但是如果你要听那里的英文，走出实验室你会发现这还是原原本本的日本。我知道在中国确实也有世界级的研究人员和系统，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想很好的利用13亿这样一个人才高地的话，中国也有16亿这样的研发投入，但是你可能还会去其他投资不那么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想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什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欢迎所有的人到新加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