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际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巴菲特说：他们是中国人，每日辛勤劳作生产产品给美国人用，我们给他们的是纸片，中国到时候拿到的美元已经不可能有以前的购买力，美国目前债台高筑，又要刺激经济，唯一的出路就是货币贬值。刚刚过去的10月21日，美元对欧元的比值降到了1.5∶1，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美国为解决国内问题，大量印美元，让全世界持有美元和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都在替它分担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本，我们不希望美元为所欲为的困局能够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是伴随着欧元的崛起，世界各国贸易结算方式的变化，铁板美元主权格局有所松动。

 

第二，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很长一段时间，自由贸易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一直推崇的发展方式，被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国或者向世界各国传递的信息让我们产生了困惑。比如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买美国货法案，已经在国会上面通过，这起事件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受到贸易保护的困扰越来越多。2008年，我国36.1%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达到500多亿美元。2009年1～8月对中国发起了79起贸易案值调查，案值约100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和121.2%。典型的案例：美国9月份对中国输美的轮胎实行三年内惩罚性关税以后，10月份又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欧盟10月决定对中国输欧的无缝钢管征收17.7%~39.2%的最终反倾销税，并把针对中国皮鞋和童鞋的反倾销措施至少延长15个月，继续增收16.5%的反倾销税。当危机袭来，各国都在寻求自保的时候，过去我们非常推崇的贸易自由化，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三，国际产业格局的新变化。就像吴敬琏先生所表达的观点，每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从上个世纪90年代网络经济破灭以后，我们今天遇到了困扰，最终有可能拉动走出低谷的将是新的经济形态或者模式。有两个领域，一个是低碳经济，包括美国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1 500亿美元开发新的清洁能源，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再减少80%；欧盟启动绿色汽车、低能耗汽车，未来工厂三大行动，大力发展低碳绿色技术，加快转向低碳经济。“十五”经济也同样呈现出勃勃的发展态势，万钢部长特别提到，现在生物产业每5年翻番，每年的增长率在25%到30%。在过去10年间，美国财政有55%投入到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投入是最多的，但是在一个领域投入了55%的投资，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在过去惯性态势下可能没有获得更快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经济面临新的转型，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将会获得破壳而出的机会，包括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都已经进入在进行产业化前面。

 

温家宝总理说新能源产业必将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如果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我们无法追赶，以信息为核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我们没有取得领先地位，那么，以风电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革命我们绝不能错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可再生能源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它正在被全美各地运用，尽管不断有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但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却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英国首相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应以全球衰退而延缓，相反可以成为全球复苏的强大推动力。日本政治家认为自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我们必须要摆脱对矿物质、燃料的依赖，为了子孙万代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向低碳社会转变。另外，调结构比保增长更重要，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提出，要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上水平，这一系列指标都是完整的统一体，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影响之大，超乎了我们想象，主要原因是外部市场需求下降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思考，我认为把我们的关注点更多放在结构性矛盾上更为重要，这一点与吴敬琏先生所谈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在众多宏观层面上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进行调整的时候了。重点谈四个方面的经济结构失衡：第一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内贸和外贸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失衡。

 

第一，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保持40%以上的投资率，今年保8的目标没有悬念，但是社科院一个研究明确提出，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要占到GDP70%以上，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字是今年上半年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7%，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发长对投资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扩张、规模扩张。但是另外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消费一降再降，从1997年到2007年，我国消费率从59%降低到48.8%，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至36.7%，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国外的情况，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都在20%左右，2003年平均消费率是79%，多数欧洲国家是70%～80%，日本2003年是74.43%，印度是77%～78%。一方面可以看到投资和消费本身的反行趋势，另外，跟世界上许多国家比较，我们的消费太低。

 

第二，内贸与外贸的失衡。

 

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我们在2004年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到2008年达到25000多亿美元。我国目前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5%，一方面反映出出口有能力，另外一方面过多依赖于对外贸易，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某种脆弱性，而且对外贸易更多地依赖于少数几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占到1/4，反映出对外贸易结构的脆弱性，在全球国际产业体系中，中国的贸易生产究竟是什么样的环节？我们的对外贸易超过55%是加工贸易，意味着中国在微笑曲线当中处在底端，即加工环节，这实际上是国际贸易的一种不对称格局。一是处在国际分工末端的国家企业必然形成对高端国家和企业的依赖，反向的依赖关系不存在。二是风险不对称。处在国际分工末端或者企业当面临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时候，难以主动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将面临更大冲击。最后一点是利益的不对称，我们在中国的经济对外过程中，尽管复制很多，但是获得的利益非常微薄，如电视机已经占到生产45%，但是平均利润率只有1.3%，纺织品贸易额占到世界70%，但是平均利润率2008年是0.62%。这实际上形成了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低端锁定，但是“拔一件衬衫换一架空客，不应当是中国的宿命，更不应当是中国的荣耀。”

 

三是产业结构失衡。主要是第三产业没有达到相应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71%，中等收入国家是61%，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欠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是45%，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就业比重在1999年已经达到40%以上，而我国2006年服务业占GDP得比重是39.9%，就业比重32.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结构失衡，无法保证服务业之外的其他产业的一种效率和质量，因为服务业不仅仅是本身的成长，对其他产业发展也有影响，保证其他产业合理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服务能力跟整个国家服务质量和效率密切关联。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就业增长不仅仅取决于GDP增长，也取决于结构，“九五”期间中国GDP增长和就业的关联系数是0.13，“十五”期间降到了0.11，到了“十一五”的前三年已经降到了0.08，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越来越小，实际上反映了产业的结构矛盾。

 

第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失衡。

 

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模扩张，这是建立在资源消耗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很多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高度稀缺，比如说石油、天然气、淡水、土地、森林、有色金属等等，现在的情况是，生产规模很大，消耗也更大，2007年我国GDP能耗分别是日本的11倍，法国的8倍，美国的6倍，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消耗或不合理的利用，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中国的酸雨面积达到了30%~40%，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占到了1/3，每年因为荒漠化和沙漠化所损失的土地面积达到2700多公顷，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80%以上的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样的情形表明纯粹建立在投资扩张、资源消耗上的发展模式是走不远的。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调结构比保增长更重要；增长对就业至关重要，但是就业不仅仅取决于增长，也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调整经济结构要着眼于长远，修炼内功，那种毕其功于一役和立竿见影的现象不符合规律，金融危机对调整结构形成了难得的机制，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否则未来调整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

 

最后，投资知识就是投资未来。

 

英国哲学家培根发表过一个观点，知识就是力量。著名的竞争力大师也说过，在未来格局当中人们关注的不是资本，而是知识。今天WTO也带给我们启示：最大的变化不是投资贸易的自由化，而是将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直接挂钩，对于一国经济来说不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盈利能力，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科学让位于意识形态的日子以成为过去，对美国的繁荣、安全、健康和环境而言，科学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重要，正在蔓延的经济危机不能成为缩减科学投入的借口，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领先于世界，因为美国在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进入21世纪，竞争更加激烈，挑战更加严峻。美国还有一位学者说过，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是攻击了美国核心的象征，但是以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作为创造性教育和研究体系的象征才是美国繁荣的真正推动力。英国首相说，经济低迷期绝不是我们放慢科学投资的借口，不允许科学变成经济萧条的牺牲品，而应着力发展科学，把科学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作出的相关规定，确保科学投资，不是满足短期的需求，而是为研究界提供持续支持，使其可以在中长期可以取得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并能培养具有最佳制造和创造技能人才的工业化。各国的部署也可看出这一战略思想，比如欧盟经济复苏计划，提出增加研发创新与教育的投资，会员国和私营部门应该增加对教育和研发的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美国2009年的研究开发预算，自然科学仍然是最优先的发展目标，联邦总研发金预算为1 470亿美元，相对2008年增加了39亿美元，在各方面开支压缩的情况下对科学投资增加。德国提出教育和研究对于克服赤字经济危机非常重要，在经济衰退中，必须将教育、研究和创新作为优先工作，必须提高研究人员的流动性，改善教育环境，同时加强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力度等等。我们国家也已经做了部署，我认为在中国投资未来、投资知识的层面上，需要高度关注五点：第一是投资科技基础设施，第二是投资新兴战略产业，第三是投资创新型中小企业，第四是投资知识型服务业，第五是投资创新型人才。最后引用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句话，把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的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更加迫切地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懈创造和实践，以更好地建设创新性国家，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